【壹嘉书摘】《左派和右派的理性对话》上市

在这个越来越极端化的世界上，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理性对话还有可能吗？

本书的回答是，有。前提是，双方都放弃自己所信仰的是"绝对真理"的想法，并认识到社会治理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终极答案。

作者认为，包括中国左派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和右派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在内，二者都来自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的共同特征是过分强调人类的自私本能，其社会治理方式则重在保护个体权益以及限制自私之恶。中国文明则过分强调人类的群体依赖本能，对个体价值和权益压制多于保护。而自私与群体依赖同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类种群生存发展缺一不可的必须条件。

因此，左派与右派都应该跳出藩篱之外，学会用"谱"的概念来看待问题。人们的各种理念以及基于理念所设计的制度、架构，都不是绝对正确、永远有效的。社会治理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我们只能采取以变应变的方法，构建能够及时对社会问题作出反应的充分灵活的治理机制。

本书是“谱看世界”丛书的第四卷。作者若缺，北京大学物理系固体地球物理专业硕士，从业律师，2003年起从事独立研究。主要著作有《社会系统学的基本原理》、《社会系统的组织与未来社会形态》等。

以下摘自本书引言。

最近在中美之间有两个被热炒的政治话题，一个是“文明冲突”，另一个是“修正主义”。作者留意了相关讨论，发现双方都没有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据说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了该杂志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

亨廷顿的主要观点是，原本弱势的文明随经济的增长其自信也会增强，因此会从三个方面扰乱现有国际秩序。“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塞缪尔·亨廷顿  Copyright World Economic Forum (www.weforum.org), swiss-image.ch/Photo by Photo by Peter Lauth - Samuel P. Huntington -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Davos 2004, CC BY-SA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5584603

应当说亨廷顿的观点起码从观察的角度说还算是基本客观的，作为一个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及时地发现美国可能将要面临的新挑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无可厚非。再说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利益，与其他文明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本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就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难免发生冲突一样。文明冲突不是当下才出现的课题，而是历史的常态。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亨廷顿的观点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被重新热炒，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了呢？作者以为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一些西方政治家感到亨廷顿当初的预言已经部分应验了，有一种危机迫在眉睫的感觉。

二是，一些美国政客想刻意炒作这个话题，把亨廷顿的预言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三是，我国的一些不当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配合了西方政客的炒作。

其实亨廷顿在讨论引发不同文明冲突的原因时，是保持了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性的，如亨廷顿在谈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时，有句很到位的话：“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也就是说，亨廷顿认为导致文明冲突的原因是双方面的，如果两个文明都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一方，那么文明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问题就转化为哪种文明的价值观更正确的争论。如果两种文明都认为世界只存在一个绝对真理，那么谁对谁错只能进行二选一，中间没有调和空间，最后就只能以冲突的方式进行谁输谁赢的裁判。

刊发《文明的冲突？》的当期《外交事务》By Fair use,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curid=1449300

然而，面对文明的冲突，中华文明其实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因为如作者在《说东道西》一书中指出的，这是由中华文明的两大特征所决定的，其一，中华文明是不承认绝对真理的；其二，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人的社会依赖本能基础上的。而西方的政治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人的利己本能基础上的，或者直接说它是利己文化也不为过，注意这里作者所说的利己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的。特朗普总统的标志性口号“美国第一”就是这种文化的典型表现。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更具有包容性，不偏执，更不会极端。因此它在面临利益冲突时也更倾向于中庸的解决方案，所谓中庸的实质就是既利己也利他的解决方案或称双赢的解决方案。在对外事务上中华文明的行事风格历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也不强施于人。

西方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出于自己的利己文化往往对潜在的利益风险比较敏感，这既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但要命的是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一旦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体系是对的，他们就很难去认真研究和理解其他文明的优点和这些文明能够延续下来的合理性，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施于人。这才是导致当代文明冲突的主要根源。

其实当前中国改革遇到的问题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文明冲突问题高度相似，亨廷顿所说的当代文明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而改革遇到的问题也主要表现为社会精英群体的不同社会治理理念之间的冲突。

读者会问：为什么各方不能坐下来好好以理性的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说到底这还是世界观问题。因为如果参加对话的各方都认为自己就是对的一方，那就没有讨论余地，也根本就坐不到一起。换句话说，理性对话必须建立在不承认绝对真理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也许这与很多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因为他们总觉得理性是围绕真理展开的，否则我们怎么进行对错的判断呢？

若缺著《说东道西》壹嘉2018年版

（以下大段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共之关系，为免遭不测，删去）

虽然对改革开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但我们应当承认的一点是，改革开放实践是一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的探索性实践，尽管这个实践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标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而是一个进化了的，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束缚的，更能适应社会治理需求的政党了。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考虑迈出最后的重大一步，即在适当的时候，在经过充分的理论上的讨论后，中国共产党自己主动地宣布与马克思主义解除理论上的捆绑关系。

这好比说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原来是凭调动人的社会依赖本能这一条腿走路，改革后我们力求安装上调动利己本能积极作用的另一条腿，力争实现用两条腿走路。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原来已经适应一条腿走路的肌体还会感到不习惯，会出现两条腿打架的现象，甚至还不如原来一条腿走得快，但只要假以时日，我们自然会越来越协调，走得也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并超过原来一条腿走路的速度。因此，我们说改革是一个涉及两大文明体系融合的重大系统工程，简单化和绝对化都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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